一九七六年的五月開始，香港經歷了至開埠以棧最大型的騷亂，這次事件稱為「六七暴動」或「香港五月風暴」。但亦有人認為這次運動是對抗英國殖民政府，表示對港英政府的施政不滿，所以是一項反英抗暴的社會運動。這次事件最終以流血事件告終，接近一千人的傷亡可見事件的嚴重性。但是，經過細心的思考，「六七暴動」由最初的示威遊行‵罷工‵罷課和普通的衡突演變成其後的暗殺‵大型流血衝突和放置土制菠蘿等激進的行為，如果活動單純地從社會角度出發，表達民主訴求，無疑事情顯得過份偏激，令人難以接受 「六七暴動」是一件很直接的反英抗暴的社會活動，所以我認為「六七暴動」除了是表達民怨的運動，還潛在更淦的運動性質，我認為「六七暴動」的政治色彩遠比社會抗爭意識濃厚。
「六七暴動」是「雙十暴動」後香港遇上另一次的大規模騷亂。早在一九七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中已為後來的「六七暴動」埋下伏線。天星小輪公司在1965年向政府申請加價，政府在1966年基本贊成小輪公司加價的
申請，市民普遍不滿政府沒有顧及大眾的利益，同年四月初更發生天星碼頭示威活動，其後更演變成流血騷亂，是次騷亂後，港英政府不但沒有檢討，反而加快批發加價申請，經過這次事件後，政府和市民的隔模更深，
民怨亦漸漸堆積，成為「六七暴動」的導火線，很輕易就能把事件放大，市民亦很容易被騸動。
另外，「六七暴動」時期的中國背景極度覆雜，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執政權力由江青為首的反動派「四人幫」所掌握，使整個中國陷入癱瘓的局面，極左思想迅速漫延整個中國，香港也不例外，當時的左派人士好自然地受到影響站出來造反。在被極左思潮籠罩著，整件「六七暴動」事件中政治性質深厚，香港市民亦被左派所利用。
左派和香港殖民政府的思怨可以追至1956年的「雙十暴動」，當時一群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有預謀發動暴動，試圖擾亂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整件「雙十暴動」中， 左派人士成為襲擊對像，右派是滋事份子，但是在其後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中，總督葛量洪卻把事情推到左派身上， 事後嚴密監察左派，限制左派活動。「雙十暴動」中，左派明顯是受害者，但卻被港英政府標韱為反動份子，至此左派跟香港政府積怨更深，左派亦簎著1967年的一些事情發動大型暴對對抗政府。
在中國極左思潮和歷史因素影響下，本人認為「六七暴動」的政治含意比反英抗暴大。試從「六七暴動」和03年的大遊行作比較，不難看見「六七暴動」的動機。1967年的香港和2003年的香港情況類似，亦是遇上股市下跌，失業率高企等民生指數低的指標，兩次的香港經濟簫條都引致大量市民上街示威，但2003年的示威活動持續時間短，亦沒有發生警民衝突等流血事件，相反「六七暴動」持續長達五個月，市民行為瀓進，警民衝突有如家常便飯般，甚至出現謀殺等現代難以接受的行為。單純從表達民意方向出發，兩件事情結果不應相差那麼遠，所以明顯「六七暴動」背後受著一批激進的極左人士所操縱，為事情加上政治色彩。
總括而言，受到天時‵地利‵人和所影響下，香港市民受到極左思想所利用，被放上政治鬥爭的行列上，從而分化香港市民與香港政府，把極左思想推至顛峯。對於「六七暴動」這件事件中，周恩來亦對此事表達意見，他表示港英政府利用暴力鎮壓香港工人和左派群眾是不恰當，需要負上責任，而香港市民結集起來對抗香港攻府是合理的，正義的，但錯誤在暴動領導人把事情放大為一場暴力衝突，最重要是那些領導人都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被推到暴動的最前線，將事件推延到全香港。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大有街衝突後，左派陣營成立「港大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楊光擔任會長，另外，多份報章受極左所影響，文滙報在當時發表多則支持左派的言論，亦有表揚現任民政市務局局長曾德成在當時派發反英傳單的行為。在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思想所利用，香港市民或溫和左派人士被擺上最前線，作出無謂的鬥爭和希性。
其實，「六七暴動」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縮小版，是由左派所操控的以民生為名的政治活動，在「六七暴動」中，並沒有任何一方得益，香港市民陷入紅恐慌左派群眾亦因過份激進的行為，例如擺放炸彈，失去市民的支持，漸漸淡出香港的政治舞台。「六七暴動」也令香港遭到重大的變化，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識抬頭，加深了政治觸角，很難被騸動與利用。港英政府亦在「六七暴動」後，原有戰後所使用的政策也受到一定的衝擊，對其後的戴麟趾政府和麥理浩政府的施政有極大的影響，希望加強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
受到「六七暴動」的影響下，香港政制發展有重大的改變，以前所謂的「夕陽政府」心態亦有所轉變。戴麟趾認為「六七暴動」反映民生出現問題，因此才容易受到共產思想所感染，為了改善這種社會現狀，戴麟趾作出了不少改善民生的改革，亦為其後的麥理浩在香港的大型改革打下堅固的基礎。
民生改革
在民生改革方面，戴麟趾和麥理浩都有重大的貢獻，「六七暴動」令港英政府了解到官民之間並沒有良好的溝通渠道，施政方針亦沒有對民生有所重視，表現出殖民政府的特色，特別是低下勞動階層的權益，往往被政府所忽視。種種因素都是導致到「六七暴動」的成因，所以政府其後吸取教訓，著重民生癹展。
在工人權益方面，吸取「六七暴動」時的工人罷工，示威等行動的教訓，戴麟趾著手改善香港的勞工法例，他通過每天8小時，一週工作六天的工作制，並淮許女性職工享有產假，另外亦提高工人的利益，例如設立勞資審裁處處理勞資糾妢。另一方面，在改善官，民溝通上，戴麟趾在1968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將香港劃分成十區，每區設立民政處並由一名民政主任主持，定期收集民意和向芇民提供咨詢服務，以增加市民與政府的溝通橋梁，避免再有「六七暴動」的事情發生。
另外，在1969年，港英政府舉辦了大型活動「香港節」，，提倡社會共融，減少社會抗爭和增加官民和諧關係。「香港節」舉辦了一系例的文娛活動，如嘉年華，花車巡遊等，「香港節」舉辦後的香港遠比1967年時的動盪時期民生更加融洽，而年輕人也對香港增加歸屬感。另外「香港節」達到了「要利用青少年的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 社會騷動方法之一」的目的，青少年經過一星期的狂歡後，改變了對社會抗爭的心態。
在居住房屋方面，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 大量中國冋胞為了避開內戰和共產的紅色統治下湧入香港，使香港人口急速上升，人口從戰後五十年代的一百五十萬躍升至1971年的400萬，在人口急升的情況下，對房屋的需求也急升，短缺問題出現，大量低下階層居住環境惡劣，部份人更居住籠屋或細少的板隔房。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為了挽回香港民心，在房屋政策上下了一香功夫，戴麟趾推出「政府廉租屋計劃」，為低收入人士提供廉價租屋；另外麥理活在1972年提出「十年建屋計劃」，目的是提供有合理居住環境的公共房屋單位給予有需要的勞動階層，改善廉租屋設施不足，面積太少的問題，在十年間為過百萬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其中在1978年,政府為收入不足以買私人樓宇,但又未能申請入住公共屋邨的人士提供「居者有其屋計劃」。另外為了應付土地不足的問題，政府在七十年代提出新市鎮的發展計劃，在新界大量建設社區，例如荃灣和
沙田。透過戴麟趾和麥理浩的大型房屋政策，大部份香港市民得到悽息之所，在安居樂業的環境下，香港勞動力上升，經濟大躍進和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民心歸向政府，提升港英政府的威信，至此香港再沒有發生類
似「六七暴動」的騷亂。
經過「六七暴動」後，政府意識到市民被騸動原因除了是民生訴求外，還因為教育水平肩低，社會藍領階層佔多數，所以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特別是左派的宣傳戰，對香港政府作出反抗。另外，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學校在香港辦學，與中國新政府有密切的聯繫，如培僑和香島，這些學校在「六七暴動」都扮演著重要的思想教化角色。有見及此，香港政府除了繼續打壓左派學校，另一方面在教育作出革命性的轉變。在1970年，戴麟趾宣佈１９７１年全面實施強迫小學教育，並制定入學令，規定不送子女入學的刑罰。其後在麥理浩政府時期，發表了教育綠皮書，提出擴充初中教育的藍圖，目標是在１９８１年讓８０％兒童得到初中教育；1978年，根據９年免費教育政策，所有15歲以下的兒童己經可以接受免費初中教育。戴麟趾政府和麥理浩政府的教育改革得到重大的成功，中小學生人數從１９６３年的不超過７０萬跳升至１９８０年的超過１００萬，港英政府成功經營市民的歸屬感，避免發生大型反英抗暴的騷亂。
除了房屋和教育方面作出改革，港英政府在後「六七暴動」時期亦做了其他改善民生的措施，例如大型基建項目，在１９７９年興建地下鐵路；設立廉政公署提倡廉潔社會。一系列的改善香港生活政策得到了市民的支持，亦達到政府得民心的目的。
政制改革
經過「六七暴動」後，原有在四五十年代的政改方針帶來一定的衝擊，但直到戴麟趾時期都是跟著“楊計劃”進行小型改革，麥理浩上任後便積極著手進行政制改革，以回應「六七暴動」時市民對民主的訴求。麥理浩首先在１９７６年將市政局全部官守議員席位取消，只留下選舉產生的非官守議席，並由十席增加至十二席，提升其民意的代表性和民主成份。另外在１９８１年，麥理浩從降低投票資格門檻擴大投票選民的基數，把原來的三萬合資格選民增加至３０萬，將香港民主推到另一層次。
總結而言，「六七暴動」是香港的歷史，是一件難以忘記但不想提及的印記。這樣一場大型的社會騷亂，當然會埋藏著不同的性質，但處於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香港，政治性質是最大的。借古鑑今是不變的道理，在「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的態度有著重大的改變，「六七暴動」可算是香港經濟和政制發生的一個分水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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