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31日 星期二

帝制時期的中國是否一個開放的社會? 試從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分析。


開放社會這個名詞一直都有著不同的定義,但長久來也沒有一個既定的定義。另外,在任何一個層面來說,沒有一個社會能實現完全開放,就如當今自稱自由社會的美國也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

在剖釋中國的是否一個開放的社會,我們必須介定什麼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但在開頭筆者已經說明開放並沒有一定的意思,所以這個定義只是筆者的個人意見,而從而詳細分析中國帝制時期的情況。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一個以民為本的社會,民本思想肯定了民有,民享和民治的觀念和思想,套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便是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社會自由及文化自由,這些都是比較闊的層面,以下便是更詳細的分析。

1. 政治層面
政治開放是一個近似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政治的開放即代表國家是由人民來管治,政治權力下放於人民,而政治權力集中的獨裁統治便是相尌面。從中國帝制來看,它是一個君主政治為唯一的政體,中國帝制政治是由一個皇帝為中心,臣屬於君主的家族官僚系統所支配,但君主制並不代表絕對的專制,君主帝制本身也能有政治的開放,所以我們應要更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政治。

在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從漢代起,我們可說中國歷史上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也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政府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要是有學識的百姓,任何人只要合符法制上的規定條件和標準,都可進入政府為官,他們需要通過科舉考試制度,取得一定的功名就能進入政府,自漢代起,歷任宰相均由地方出身的讀書人所擔任,政治權力都分配在他們的手上,所以普遍認為中國君主帝制是一種開放式的文治政治。

但筆者同意金耀基先生所提出的論點,他認為雖然考試制度能令百姓進入政府為士,但不是政治的開放,如果我們細心把政治分為政權和治權,就不難發現中國帝制並沒有真正的開放。政權是指政治的主權,控制權,掌握一國權力中心,而治權只有管理權,行使政府賦予的權力去施政和執法;政權擁有最終的決策權,包活人士的變動,但政權只有相對的行政權,並沒有決定性的決策權,所以掌管政權的為主人,擁有治權的只是為政權服務的人。

所以科舉制度是一種治權的開放,使平民階層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政府為仕,但它完全不代表政權的開放,在帝制的中國中,皇帝依然擁有最大的政治權力,他能把吏官任意的調換,例如在宋朝時期就有著宋太宗在十八年內換了十二次宰相的實證,由此可見,君主才是政治的最大決策者,所以中國帝制的政治並沒有完全的開放,只有部份的開放。

2. 經濟層面
經濟開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在中國這個共產社會中推行,而經濟開放主要內容是放寬營商條件,開放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所以在經濟層面來說,開放是指貿易的寬緊度。所以從中國帝制歷史來看,中國擁有著極大的經濟開放度,在這個小農經濟中,百姓可以從農亦可從商,只要符會法制和擁有個人能力,並沒有太大的限制。例如在唐朝,南方興起種植茶葉,而販賣茶葉更成為南方一大經濟來源,葉茶貿易更遠至中東地區,更把飲茶的傳統傳到北方,由此可見,帝制並沒有把經濟封鎖。

另外,唐朝的海外貿易亦發展蓬勃,例如廣州港口已有從麻六甲海峽通往印度洋,直達印度和中東等航線。中國海港能到達的地方而有亞洲相約的地,阿拉伯人和中東人紛紛來中國行商,中國海岸城市商貿頻繁便是經濟開放的最佳證明。

但是帝制時的中國並不是完全的經濟開放,政府亦有策略性的經濟限制,例如鹽鐵專賣權便是在政府手中,只有小數政府外的人員能擁有專賣權。在唐宋時,專賣權的商品加入了茶、酒、香料、醋等,而在明清年間,隨著經濟更加開放,只有鹽專賣權還在政府手中,這只是維持政府的收入和策略性經濟限制,但由此可見,中國帝制時的經濟並沒有完全的開放,但已達到最大的開放。

3. 社會層面
由於社會層面是最廣的一個層面,筆者只會從階級流動性和婚姻這兩個方向分析,因為它們是社會中比較重要的一環,亦是比較生活化的範圍。中國古代是一個階級流動性高的社會,在四民社會中,農民或下層百姓能上浮至仕官階層;在科舉制度的確立下,平民有機會憑讀書而「出仕」為官,加入政壇改變自已的身份。在階級流動性的前提下,社會是開放的。

在婚姻方面,不同的朝代有著不同的自由度,在宋朝以後,女性便失去了婚姻的自由,但在此之前,婚姻的自由比共產改革開放前相對開放。例如《唐律·婚》說明,子女未得到父母同意,就已經可以建立了婚姻關係,而冄法律是給予認可 。而對離婚的規定,就有協議離婚,促裁離婚,強制離婚這三種規定,可以唐代對婚姻給予最大的自由度。但在明清以後,婚姻自由受了極大的限制,重婚,離婚等都是不被接受的,由此可見,社會的開放也受著不同朝代文代所影響。

4. 文化層面
在文化層面中,最重要的是學術自由和宗教自由,一個開放的社會應該擁有這兩種自由。在宗教方面,中國傳統以和以不同的友道精神發揮在宗教內,中國帝制時期崇尚宗教自由,並沒有對宗教作出太大的打壓。而由於對宗教寬容的態度,在中國歷史中,並沒有發生類似西方之所謂宗教戰爭,所以在中國社會中,一直有各種宗教並行不悖的宗教風氣。另外,民間宗教活動更盛,很多的小型宗教活動在農村內大分盛行,例如天后誕等都是文化開放之力證。

但在中國歷史中,雖然有著重和平之精神,但當中也不免有著對宗教的封殺。其中三武之厄最為代表,其中之一便是唐武宗時發起,因僧侶不納稅而禁佛;另外清代康熙亦曾禁基督教在中國傳道。但這只是整個中國帝制二千年的一些例外,所以中國可以說是擁有著極大的宗教自由。

在學術自由中,中國傳統都是以儒家學說為最大之流派,儒家崇尚學術自由之精神,所以在中國帝制中,擁有著學術自由的開放。中國歷朝都是百家爭鳴,名學派取長補短,學術風氣一時無兩,其中以儒法道為最大流派,在這個學術自由的大環境下,大人獨學儒學,亦有人集百家之大成,學術文化開放程度極高。

雖然自春秋戰國來百家争鳴,但間中亦有為政者干預學術自由,例如秦朝焚書坑儒是妨礙學術自由的表現,另外清朝文字獄亦是中國歷史中學術自由中的一個污點。但在文化方面, 中國傳統以來都有著高度開放自由,個別例子不能以徧概全。

總結而言,沒有一個社會能夠稱為完全開放,就算現時的美國也只是接近完全開放的社會,而中國帝制時期,筆者認為中國極其量只是一個半開放的社會,其中最重要的政治開放是君主帝制中最缺乏的。

試討論紳士在中國社會的角色。


紳士是中國帝制社會中一個特殊的階層,在士為首的四民社會中,他們在以比平民更高的權力,在社會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紳士是智識份子,他們擁有基層科舉竹銜頭,一般都是秀才或員生,他們擁有政治,經濟等特權,特別是在法律地位上,使他們的角色更加鮮明。

正是因為紳士居於領䄂級別的社會階層,再者他們享有各種特權,在凌架於百姓的情況下,他們自然背負著各種的責任,他們以自己家鄉為本位,爭取最大的利益。

1. 提高社會階級的流動性
一個國家的政治穏定,社會流動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平民不能攞脫當農民的時候,政治的推行必定有所障礙,而紳士階層的制度性流動提供了社會的活力。“正途”紳士是經過科舉考取功名達至階級上流,這種流動性使農民有機會上流至紳士,儘管成功浮動的不多,但階級的流動目的是權力,財富等,這就成了社會奮鬥的動力。這個龐大的紳士集團穏定弓弓社會結構。

2. 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
自秦朝開始,行政管理便是依賴著小數的“官”和大量的“吏”來統治中國這個巨大的小農經濟,但到了宋朝後,因為財政政策愈趨緊縮,官吏的數目大大減少,但人口卻不斷增長,在這個嚴重失衡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依賴紳士地方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在清朝後期,紳士這個社會集團變得更成熟,官吏和人口的比例低至一萬比一,官吏在地方的工作大部份都被紳士所取代,地方官員成為是橡柀圖章而且,紳士成為了農村地方的行政代理人。

紳士地方行政中成為領導級別,除了因為官吏不足外,普遍地方官短暫的任期局限了施政的方針,例如光緒年間河南鹿邑平均任期只有不足一年,所以沒有任期的紳士往往取代了官府的政事。紳士會受命官員去處理地方的政事,紳士亦提出政見待地方官批核。但由於紳士集團過於龐大,導致難以控制,紳士往往自行其事,官府亦難以插手。

他們的行政工作包括包攬收,監管地方學校與書院和監管水利工程等。

3. 中介人
紳士作為地方的代言人,他們便是代表百姓和官府溝通的管道,紳士把民意向官府表達,並加以施壓。因為地方官往往要依賴紳士在行政上的方便,所以紳士在談判上往往有著更佳的優勢。例如在鴉片戰爭時期的廣州,一名知府和某學校的師生發生爭執,知府被標視為支持洋人,最終紳士代表學生迫壓知府,最後迫使知府退位。

另外,紳士作為地方的代言人與官府交涉,經常替百姓和政府爭取最大的權益,在十九世紀清朝時代,就有著紳士成功爭取大片地區減免稅款的權利。在争取權益外,紳士亦擔當著維護本地百姓權益的責任,他們會負上濟貧救荒的責任,維持本地百姓的基本需要;另外亦會為本地人調解糾紛和申冤,在著名的楊乃武案中,便有多名浙江紳士聯名向北京告冤,申張正義,最終案件亦得雪,大量官員遭受懲罸。

紳士雖然是百姓和官府的中介,但他們挾著民意的取向,獲得巨大的談判籌碼,大部份官員都怕當地紳士,這雖然能推動地方發展,但紳士不免會過份濫用權力,損害社會利益。

4. 規劃者
由於大量行政權力都落左紳士的手中,大部的地方事務都由紳士操控著,作為橡柀圖章的縣官暗示著把地方的規劃都交到一眾的紳士上。紳士領導著地方上各種公共設施的興建,例如修路建橋和水利工程等,紳士都是頻繁地參與其中。

例如在道光年間就有一名生員捐助黄金萬両來修路百里,以提供方便給予百姓;另外嘉慶時期亦有一名生員捐銀一萬四千両來築橋。而另外還有大量例字,這證明了紳士在本地規劃中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在《惠州府志》其中一項資料中指出,紳士負責出資築橋的共有五十二宗,但官修的只有三宗,從而看到紳士大量捐助金錢,另外紳士還身體力行作監督工程的進行,無論工程由那一方出資,紳士都擔上最重要的部份。

另外在經濟規劃中,紳士亦擔上規劃者的角色。在穏定價格方面,紳士負責興建和管理糧食倉庫,穏定了市場的供求。再者,有為數不小的商人擁有紳士的頭銜,他們大多數為農村地主,掌管了農村經濟的命脈,他們經營借貸、兌換、匯款等商業活動,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傳統貿易的專賣權,例如鹽專賣,這類貿易已佔政府總收入約七分之一,在地方經濟中,紳士絕對能影響經濟的發展。

在社會民生方面,紳士的貢獻就更加之大,他們延續了傳統儒家思想的宗旨,大力支持慈善機構,在地方福利事務上不遺餘力,例如濟貧,育嬰堂和義葬等,而經費就大多數來自紳士的私財。在教育方面,由於紳士來自讀書階層,所以他們非常重視教育的傳承,他們會負責興建地方學校和書院,所有工程的監管和費用都是紳士團體所承擔,興建後更負責監管運作。

除此之外,紳士在地方還會舉辦各項宗教活動和招募與訓練民兵等工作,紳士在整個小農社會中的各項領域都盡力規劃和頁獻。

5. 仲裁人
紳士雖然沒有任何的司法權力,但他們經常當上仲裁人,調解糾紛。因為縣官數目過小,沒法每一宗糾紛都加入其中,所以大多數的争端都是由紳士所解決,個案遠比官員所解解多,而實例在史書也不勝枚舉。

總結而言,紳士在中國歷史有著舉足輕重要角色,他們在社會上擔演著不同的角色,因有著特殊的權力,責任也愈大,但權力亦會令人腐敗,不少的紳士貪污。而在共產政權在中國掘起後,紳士作用大不如前,亦慢慢在社會上消失。 

《中國大歷史》讀後感


第一次看仁宇先生的著作,就被他的大歷史觀所吸引住,從前歷史只給我一種闡述事實的媒介,但仁宇先生卻以小形式歷史,並以一章數百年的時間線作深入分析。寥寥三百多頁二十多萬字卻能把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盡收睇底,雖然《中國大歷史》不像斷史式般詳細史,但仁宇先生的創新觀點,特別是論述各朝代之興衰,加入政經的分析,比傳統歷史更加有趣味性。

在這篇讀書報告中,讀者希望先討論《中國大歷史》的觀點,再加上讀者自己的觀點。

高度壓縮中國歷史
《中國大歷史》把五千年的歷史綜合和歸納,仁宇先生無疑是精通中國歷史,另外先生在教學時間層需要在五十分鐘課堂講上近二百年的歷史,因為有著這樣的經驗,所以他才能把歷史抽絲剝繭濃縮至《中國大歷史》一書。在選材方面,讀者也沒有太在意;但出乎意料,讀者並沒有想到仁宇先生選材是那麼隨意的,歷史事件大至安史之亂,小至京劇臉譜也有涉及,另外宗教,文化,經濟,政治都是書中的題材;在一本通史作品中是自成一家的。雖然每章的編幅都比較“雜”,但是並沒有顯出“亂”,“宏觀歷史,雜中有序”是讀者總結仁宇先生的寫作風格。

這種風格在八十年代是一種新興歷史作品文化,而這也影響了近二十年歷史作品,但讀者認為《中國大歷史》並不適合初接觸歷史的讀者,因為仁宇先生主力是分析,所以在闡述史事比一般史書少很多,沒有歷史底子是不容易理解箇中分析。



數目字管理
作者在《中》一書中提出數目管理這一個名詞超過十次,而這個概念來得陌生,但把整本書吞下後便發現數目字管理是一個很實際的意識形態,以下是讀者本人對這一名詞的小小理解。讀者認為數目字管理是影射資本主義,因為公司需要數字化管理,但社會主義並不需要公司,所以數字管理不能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另外更狹義的解法是有系統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仁宇先生便利用數目字管理一詞的概念套入多個解釋中國社會衰退的原因,但仁宇先生指出硬套用數目字管理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發展,反而會有反效果,例如王大刀闊斧的自由經濟改革卻加快了朝代的終落,因為中國數百年的傳統官僚組織不能用數字管理,傳統僚組織欠缺效率的概念,加上高度中央集權深化了上層和下層的概念,所以這也解釋了中國數百年的停滯和歐洲的掘起。

最後作者亦提出中國正在數目字管理上發展,是指出中國正步入有系統的資本經濟體,而因為這是一本歷史書,所以作者也沒有作什麼的揣測,這工作還是留給張五常吧;但值得一提,作者能在八十年代初指出中國進入數字化,是當時剛從文革陰影走出來,還是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真是真知灼見。

但讀者發現仁字先生對數目字管理一詞沒有作出明確的定義,在沒有清𥇦的定義下,作者多次使用數目字管理作解釋,使讀者感到含糊,覺得作者還沒搞清這一詞的用法,便濫用它這個技術性詞語,例如作者指出官僚不能使用數目字管理,但毛澤東的土地改革卻進入數字化管理,這兩者讀者覺得有點矛盾,在幾百年的官僚下,中國也有著農業改革,毛時期也有官僚,所以讀者在這點不明。

重技術,輕道德
往往一本評論式的史書都是在批判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但仁宇先生卻主張以技術角度研究歷史,不從道德方面著手,所以《中》一書中多以整個社會時勢或社會形態作闡述,不會從個別人物分析整個歷史,但書中不乏對個別歷史人物的記載,例如武則天和朱膽基等,但都是比較簡短和資料性。讀認為這個出發有利剖釋中國歷史,因為個別歷史人物只是中國歷史中的一角冰山,當用上大歷史觀去闡述經濟政治政等書中的宏觀主旨,作者不得不放棄微觀分析。

肚餓文化
仁宇先生在書中很的篇幅指出中國的農村經濟結構,這個下層階級難以和上層互動。在重農的傳統下,讀者認為作者大可加入“肚餓文化”這個新技術詞語,因為讀者認為中國之興衰是在於平民能否飽肚,在中國歷史最近一百多年,中國積弱,肚餓也成為中國人的習慣,反之看看唐朝盛世,國倉糧倉豐滿。

總結而言, 《中國大歷史》是一本劃時代的歷史作品,仁宇先生嘗試從經濟,政治,地理等角度切入歷史,用大歷史觀的技術分析現代中國歷史進程,成 功與否,就由其他讀者定奪吧。



有人認為香港1967年的社會運動為「六七暴動」,亦有人認為是「反英抗暴」,你如何評價此一社會運動的性質?1967年的社會運動對往後香港政府乃至麥理浩時代的施政有何影響?


一九七六年的五月開始,香港經歷了至開埠以棧最大型的騷亂,這次事件稱為「六七暴動」或「香港五月風暴」。但亦有人認為這次運動是對抗英國殖民政府,表示對港英政府的施政不滿,所以是一項反英抗暴的社會運動。這次事件最終以流血事件告終,接近一千人的傷亡可見事件的嚴重性。但是,經過細心的思考,「六七暴動」由最初的示威遊行‵罷工‵罷課和普通的衡突演變成其後的暗殺‵大型流血衝突和放置土制菠蘿等激進的行為,如果活動單純地從社會角度出發,表達民主訴求,無疑事情顯得過份偏激,令人難以接受 「六七暴動」是一件很直接的反英抗暴的社會活動,所以我認為「六七暴動」除了是表達民怨的運動,還潛在更淦的運動性質,我認為「六七暴動」的政治色彩遠比社會抗爭意識濃厚。

「六七暴動」是「雙十暴動」後香港遇上另一次的大規模騷亂。早在一九七六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中已為後來的「六七暴動」埋下伏線。天星小輪公司在1965年向政府申請加價,政府在1966年基本贊成小輪公司加價的

申請,市民普遍不滿政府沒有顧及大眾的利益,同年四月初更發生天星碼頭示威活動,其後更演變成流血騷亂,是次騷亂後,港英政府不但沒有檢討,反而加快批發加價申請,經過這次事件後,政府和市民的隔模更深,

民怨亦漸漸堆積,成為「六七暴動」的導火線,很輕易就能把事件放大,市民亦很容易被騸動。

另外,「六七暴動」時期的中國背景極度覆雜,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執政權力由江青為首的反動派「四人幫」所掌握,使整個中國陷入癱瘓的局面,極左思想迅速漫延整個中國,香港也不例外,當時的左派人士好自然地受到影響站出來造反。在被極左思潮籠罩著,整件「六七暴動」事件中政治性質深厚,香港市民亦被左派所利用。

左派和香港殖民政府的思怨可以追至1956年的「雙十暴動」,當時一群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有預謀發動暴動,試圖擾亂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整件「雙十暴動」中, 左派人士成為襲擊對像,右派是滋事份子,但是在其後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中,總督葛量洪卻把事情推到左派身上, 事後嚴密監察左派,限制左派活動。「雙十暴動」中,左派明顯是受害者,但卻被港英政府標韱為反動份子,至此左派跟香港政府積怨更深,左派亦簎著1967年的一些事情發動大型暴對對抗政府。

在中國極左思潮和歷史因素影響下,本人認為「六七暴動」的政治含意比反英抗暴大。試從「六七暴動」和03年的大遊行作比較,不難看見「六七暴動」的動機。1967年的香港和2003年的香港情況類似,亦是遇上股市下跌,失業率高企等民生指數低的指標,兩次的香港經濟簫條都引致大量市民上街示威,但2003年的示威活動持續時間短,亦沒有發生警民衝突等流血事件,相反「六七暴動」持續長達五個月,市民行為瀓進,警民衝突有如家常便飯般,甚至出現謀殺等現代難以接受的行為。單純從表達民意方向出發,兩件事情結果不應相差那麼遠,所以明顯「六七暴動」背後受著一批激進的極左人士所操縱,為事情加上政治色彩。

總括而言,受到天時‵地利‵人和所影響下,香港市民受到極左思想所利用,被放上政治鬥爭的行列上,從而分化香港市民與香港政府,把極左思想推至顛峯。對於「六七暴動」這件事件中,周恩來亦對此事表達意見,他表示港英政府利用暴力鎮壓香港工人和左派群眾是不恰當,需要負上責任,而香港市民結集起來對抗香港攻府是合理的,正義的,但錯誤在暴動領導人把事情放大為一場暴力衝突,最重要是那些領導人都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被推到暴動的最前線,將事件推延到全香港。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大有街衝突後,左派陣營成立「港大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楊光擔任會長,另外,多份報章受極左所影響,文滙報在當時發表多則支持左派的言論,亦有表揚現任民政市務局局長曾德成在當時派發反英傳單的行為。在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思想所利用,香港市民或溫和左派人士被擺上最前線,作出無謂的鬥爭和希性。

其實,「六七暴動」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縮小版,是由左派所操控的以民生為名的政治活動,在「六七暴動」中,並沒有任何一方得益,香港市民陷入紅恐慌左派群眾亦因過份激進的行為,例如擺放炸彈,失去市民的支持,漸漸淡出香港的政治舞台。「六七暴動」也令香港遭到重大的變化,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識抬頭,加深了政治觸角,很難被騸動與利用。港英政府亦在「六七暴動」後,原有戰後所使用的政策也受到一定的衝擊,對其後的戴麟趾政府和麥理浩政府的施政有極大的影響,希望加強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

受到「六七暴動」的影響下,香港政制發展有重大的改變,以前所謂的「夕陽政府」心態亦有所轉變。戴麟趾認為「六七暴動」反映民生出現問題,因此才容易受到共產思想所感染,為了改善這種社會現狀,戴麟趾作出了不少改善民生的改革,亦為其後的麥理浩在香港的大型改革打下堅固的基礎。

民生改革
在民生改革方面,戴麟趾和麥理浩都有重大的貢獻,「六七暴動」令港英政府了解到官民之間並沒有良好的溝通渠道,施政方針亦沒有對民生有所重視,表現出殖民政府的特色,特別是低下勞動階層的權益,往往被政府所忽視。種種因素都是導致到「六七暴動」的成因,所以政府其後吸取教訓,著重民生癹展。

在工人權益方面,吸取「六七暴動」時的工人罷工,示威等行動的教訓,戴麟趾著手改善香港的勞工法例,他通過每天8小時,一週工作六天的工作制,並淮許女性職工享有產假,另外亦提高工人的利益,例如設立勞資審裁處處理勞資糾妢。另一方面,在改善官,民溝通上,戴麟趾在1968年推行「民政主任計劃」,將香港劃分成十區,每區設立民政處並由一名民政主任主持,定期收集民意和向芇民提供咨詢服務,以增加市民與政府的溝通橋梁,避免再有「六七暴動」的事情發生。

另外,在1969年,港英政府舉辦了大型活動「香港節」,,提倡社會共融,減少社會抗爭和增加官民和諧關係。「香港節」舉辦了一系例的文娛活動,如嘉年華,花車巡遊等,「香港節」舉辦後的香港遠比1967年時的動盪時期民生更加融洽,而年輕人也對香港增加歸屬感。另外「香港節」達到了「要利用青少年的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 社會騷動方法之一」的目的,青少年經過一星期的狂歡後,改變了對社會抗爭的心態。

在居住房屋方面,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 大量中國冋胞為了避開內戰和共產的紅色統治下湧入香港,使香港人口急速上升,人口從戰後五十年代的一百五十萬躍升至1971年的400萬,在人口急升的情況下,對房屋的需求也急升,短缺問題出現,大量低下階層居住環境惡劣,部份人更居住籠屋或細少的板隔房。經過「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為了挽回香港民心,在房屋政策上下了一香功夫,戴麟趾推出「政府廉租屋計劃」,為低收入人士提供廉價租屋;另外麥理活在1972年提出「十年建屋計劃」,目的是提供有合理居住環境的公共房屋單位給予有需要的勞動階層,改善廉租屋設施不足,面積太少的問題,在十年間為過百萬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其中在1978,政府為收入不足以買私人樓宇,但又未能申請入住公共屋邨的人士提供「居者有其屋計劃」。另外為了應付土地不足的問題,政府在七十年代提出新市鎮的發展計劃,在新界大量建設社區,例如荃灣和
沙田。透過戴麟趾和麥理浩的大型房屋政策,大部份香港市民得到悽息之所,在安居樂業的環境下,香港勞動力上升,經濟大躍進和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民心歸向政府,提升港英政府的威信,至此香港再沒有發生類
似「六七暴動」的騷亂。

經過「六七暴動」後,政府意識到市民被騸動原因除了是民生訴求外,還因為教育水平肩低,社會藍領階層佔多數,所以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特別是左派的宣傳戰,對香港政府作出反抗。另外,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學校在香港辦學,與中國新政府有密切的聯繫,如培僑和香島,這些學校在「六七暴動」都扮演著重要的思想教化角色。有見及此,香港政府除了繼續打壓左派學校,另一方面在教育作出革命性的轉變。在1970年,戴麟趾宣佈1971年全面實施強迫小學教育,並制定入學令,規定不送子女入學的刑罰。其後在麥理浩政府時期,發表了教育綠皮書,提出擴充初中教育的藍圖,目標是在1981年讓80%兒童得到初中教育;1978年,根據9年免費教育政策,所有15歲以下的兒童己經可以接受免費初中教育。戴麟趾政府和麥理浩政府的教育改革得到重大的成功,中小學生人數從1963年的不超過70萬跳升至1980年的超過100萬,港英政府成功經營市民的歸屬感,避免發生大型反英抗暴的騷亂。

除了房屋和教育方面作出改革,港英政府在後「六七暴動」時期亦做了其他改善民生的措施,例如大型基建項目,在1979年興建地下鐵路;設立廉政公署提倡廉潔社會。一系列的改善香港生活政策得到了市民的支持,亦達到政府得民心的目的。

政制改革
經過「六七暴動」後,原有在四五十年代的政改方針帶來一定的衝擊,但直到戴麟趾時期都是跟著“楊計劃”進行小型改革,麥理浩上任後便積極著手進行政制改革,以回應「六七暴動」時市民對民主的訴求。麥理浩首先在1976年將市政局全部官守議員席位取消,只留下選舉產生的非官守議席,並由十席增加至十二席,提升其民意的代表性和民主成份。另外在1981年,麥理浩從降低投票資格門檻擴大投票選民的基數,把原來的三萬合資格選民增加至30萬,將香港民主推到另一層次。

總結而言,「六七暴動」是香港的歷史,是一件難以忘記但不想提及的印記。這樣一場大型的社會騷亂,當然會埋藏著不同的性質,但處於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香港,政治性質是最大的。借古鑑今是不變的道理,在「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的態度有著重大的改變,「六七暴動」可算是香港經濟和政制發生的一個分水領。

學者安德葛 (G. B. Endacott) 在 Hong Kong Eclipse (1978) 一書中表示:「二次大戰的戰火宣佈了殖民地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紀元的來臨。」你同意這種 說法嗎?請闡述你的理由。


殖民文化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殖民主義從十五世紀葡萄牙佔領阿果開始,殖民主義是指一個比較強大的國家越過自身的邊界而建立移民殖民地行政附庸機構,藉以對外延伸其主權。而該地區的原住民會被受到直接統治,或被遷徙至其他地區。直到十九世紀,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相繼衰落,大英帝國依靠著工業革命的急速經濟發展,漸漸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領導位置。在大量資源需求的情況下,大英帝國把殖民地擴充至北美、澳洲、南亞等等,地球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也在大英帝國的佔領和統治之下。英國的殖民時代影響著超過一個世紀世界的格局。

直到1840,「鴉片戰爭」在 中國爆發,中國滿清政府敗於船堅炮利的大英帝國,到了1842年,中國與英國簽署中國歷史上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島給予英國,香港亦踏入長達150年的殖民統治。其後中國滿清政府相繼割讓九龍半島和租借新界予英國,形成了現今香港的地環境。但在1842年至1997香港回歸中國的150年間,並不是全部時間都由英國殖民地統治,在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隨即閃電式侵略東南亞地區,其中包括英治的香港,因為英國忙於本土防衛戰對抗德國納綷政權,不得不放棄香港,英國帝國主義首次向亞洲列強低頭,香港亦進入3年零8個月的日治時期。

隨著日本在1945年宣佈無條件投降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終告結束,香港政權問題在戰後亦浮現出來,有人認為二次大戰的戰火宣佈了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紀元的來臨。本人並不認同,在各樣環境因素和在因素影響下,香港沒有受到戰後的非殖民運動所影響,殖民時代遇持續多五十年才結束,所以本人不認同 學者安德葛 (G.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1978) 一書中的含意,並認為香港在1997年的和平主權移交中與二次大戰和日治時期的結束沒有關連。但不得不承認戰後香港經濟急速增長,一下子躍升至與歐美國家齊名的一個城市,絕對是一個新紀元,但香港經濟發展是靠著殖民下洐生。總括而言,香港在戰後面著一個新紀元,但主權並沒有更替,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結束香港殖民時代,香港還能簎著殖民背景發展經濟。

其實早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殖民政府已經意識到時代的變遷,並認為現行的絕對殖民主義不能持續下去,如果要維持大英帝國與殖民地的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經濟利益下,一定要重新定位和進行非殖民地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本土受到嚴重破壞,另外大量殖民地,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西非和香港等相繼被法西斯獨裁所侵佔。其後在戰後英國急於重建城市,再加上各地響起一片民族自決和民主獨立的聲音,英國政府面對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下,不得不加快非殖民化和建立英聯幫政治體系以維持自身利益,於是殖民地紛紛掛上自已的國旗和加入英聯幫的大家庭。但作為英國其中一個殖民地香港卻在戰後維持殖民統治,所以本人不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戰火宣佈香港殖民年代的結束,原因有三個。

政治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界後的非殖民地化或獨立浪潮下,香港是少數的地還維持殖民統治,這是因為歷史政治背景。在日本戰敗投降後,整個東南亞殖民地包括香港都出現政治真空,大部份國家都籍此機會發起獨立運動,其中最顯著的是由「聖雄」甘地為首的印度獨立運動,隨著英國的衰落,英國殖民也無力反對。但這些國家與香港的政治背景相差甚遠,首先,東南亞非殖民化的國家大多數在殖民前是獨立的政治體系,是整個國家被殖民化,但香港是中國的其中一塊領土,中國地大物博和人口眾多,英國根本法把整個中國成為殖民地,所以只能選擇殖民一部分如香港的地方,日本戰敗後,雖然香港都是出現和其他地方一樣的政治真空,但香港並沒有獨立自主的歷史,所以主權問題比較覆雜和會帶出很多的政府問題。當時香港曾響起獨立的聲音,但由於歷史因素和缺乏運動領袖,獨立運動很快告吹。留下來就是英國與中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政治角力。

雖然聯合國在戰後要求殖民宗主國進行非殖民化,而當時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象徵,所以英國應把香港主權交回已成為列強的戰勝國中華民國,但英國對香港態度強硬,首相邱吉爾並在香港問題上多次表態,表示不會讓步。在東南亞的殖民國家一個一個獨立後,英國仍然表示在十九世紀簽下的三條「不不等條約」有效,要求重新接管香港政權,因為香港為一個重要的港口,在中國內戰和韓戰都能顯示出其出口港的龐大經濟前景,所以在經濟利益遠比其他殖民地大;加上當時中國內地爆發國共內戰,基於人道理由,英國政府應該接管香港,以免香港被捲入戰爭。

另一方面,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便立刻發生國共內戰,整個國家響起一片炮火聲,雖煞在國民黨蔣介石強烈要求收回香港主權下,但處於內戰的中國根本無能力有議價能力,在需要處理內部問題下,中國沒法阻止英國國旗再次在香港升起。另外,在1949年,內戰結束,共產黨奪得中國政權,但周恩來總理指示解放軍不能進跓香港,只到深圳的羅湖橋。由於強行武力收回香港並沒有好處,所以中國共產黨政府利用不干預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形式的條件下,換取英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香港殖民政府延續多半個世紀。

結括而言,香港擁有特別的政治背景,就算二次大戰大戰後的重光出現政治真空的情況下,也沒有使殖民政府的結束。相反,戰後香港的歸屬問題把中英拉到談判桌上,在香港,英國和中國的政治環境因素下,中國放棄收回香港的主權,香港殖民的地位更加鞏固,所以二次大戰的戰火沒有結束香港的殖民政府。

國際環境
英國在第二次大世大戰中,在香港戰敗和投降,打破了傳統英國軍事中不敗的諗法,所以有人認為在二次大戰的戰火中,顯示出英國的衰落和外強中乾的形勢,所以英國在戰後亦加快非殖民化的速度和建遘英聯幫,但這理由不能套用於香港的情況。二次大世大戰後,冷戰展開,全球陷入意識形態的鬥争中,分別是社會主義為首的蘇聯和資本主義為首的美國,冷戰改變了國際的局面,冷戰下的亞洲也展開了美蘇角力,香港自然避免不了捲入冷戰的鬥争。在1949年中國染紅後, 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抗衡,而在1950年的韓戰中,中國解放軍更支援朝鮮對抗以美國為後盾的南韓,在這些冷戰中的熱戰中,雙方都表示出強硬的態度和對勢力寸土必爭。為了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英國必需抑壓社會主義在香港發展,在美國的支援和國際形勢影響下,英國絕對有能力維持香港的殖民統治和資本主義繼續在香港實行。

冷戰是二戰的戰火的延續,冷戰操控著整個地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沒有一個地方能逃避冷戰的深層影響,而冷戰深化了香港的殖民政府,顯示出殖民政權不單單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還有政治因素等。相反冷戰的結束比二次大戰的結對香港的回歸更加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80年代時,冷戰在戈巴桌夫上任蘇聯總統後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蘇聯進行了巨大的政治改革,美,蘇都主張和平解決冷戰。而在國際形勢改變後,香港的主權問題再次列入中國政治的議題上,而冷戰的終結間接造成中英在80年代就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而中國亦成功爭取在1997年接收香港。

總括而言,二戰的戰火是冷戰的導火綫,而冷戰的始未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有很深的影響;冷戰的開始延續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而冷戰的終結亦給予香港一個最佳的時機結束殖民政權。所以本人認為二戰的戰火沒有結束香港的殖民年代,相反二戰帶出的國際新環境更加強化殖民統治,另外本人認為冷戰的結束宣佈了殖民地時代的結束比安德葛的假設更合適。

民心歸向問題
日治時期,雖然日軍是出於控制考慮,但無疑日方較戰前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更重視華人,讓更多華人可參與管治,例如設立「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讓華人對政治表達意見,而這在港英政府管治中難以推行的政策,直接引發華人的政治意識。所以有人認為從日治時代得到的政治意識讓華人更想得到民族自主,所以殖民時代也應告終。但本人認為日治時期所帶出的是相反的效果,反而更加渴望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日治時期,日本大力推行日化措施和大量管制政策,例如強迫日語教學和人口管制,加上糧食和食水的短缺問題,日本得不到香港的民心。對比之下,英國對華人實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更適合香港,再者,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管理下繁榮倡盛,令香港在戰後普遍贊同繼續維持殖民統治。

二戰結束後,香港並沒有像印度,新加玻等地方出現抗殖民英雄,是因為英國的統治在香港被視為一種思惠,因為香港背著英國殖民地的名字逃避了中國內部很多問題,例如戰争和錯誤的政策,所以香港是殖民史上的一個特別的例子,與其他殖民地不相同,殖民統流對香港不是殘酷的侵略,反而是傾向主人的心態;另外港人追求不變的生活,所以香港民心大都歸向維持殖民地的性質。加上在1956年和1967年發生的二次左右派暴動中,更加令香港厭惡政治鬥争和希望英國不要把主權移交回中國;再者在1997年回歸前席,香港對英國的退出感到驚慌,紛紛移民往外國,所有事件都證明香港民心普遍歸向殖民統治而非獨立自決權。

所以在二戰的日佔時期中,香港開始發出一種獨有的公民性格,所有事情都避重就輕,盡量置身事外的心態使殖民時代能在戰後維持,所以我不同意日治時期宣佈殖民時代的結束。

總結而言,不論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響下,第二次大世大戰的戰火都沒有把香港從殖民冊上刪除,反而加深殖民政府的管治威信,繼續把香港殖民多半個世紀之多。另外,本人覺得香港的非殖民過程中,二戰的戰火算不上是一個原因,最大的成因是已故前中國黨主席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強硬手段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認同,鄧小平同志甚至提出以武力解決香港問題,最終與英國談判成功,在1997年取回香港主權。如果中國當時並沒有對香港歸屬問題上作出努力,香港很大機會繼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所以本人不同意二次大戰的戰火宣佈了殖民地時代的結束。

1905年,當時香港的教育督察艾榮 (E. A. Irving) 曾表示:「我們在香港開設英 文學校,並不是道德責任問題,而是商業發展的需要。」試根據艾榮的說法,闡述戰 前香港教育政策的方針及香港教育的發展概況。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教育質素達到了國際水平,而基於道德責任問題,香港政府亦由
9年免費教育增加至12年免費教育,讓每個適齡兒童都能得到免費教育到高中程度,
為社會作育英才。這些教育方針都是在戰後和暴動年代後所訂立的,以應付社會民生
的需求。相反在戰前,殖民政府的教育方針與後期的很不同,因為香港文化獨特,難
以像其他殖民地推行同化教育措施,所以英國政府無意投放大量資源在教育事務。當
英國本土已實行強制普及教育的時候,香港殖民政府卻只用有限的經費提供教育,方
針大有不同,而方針牽引著香港的教育發展。

香港戰前教育方針
教育督察艾榮的說話剛好直接指出戰前的教育方針,開辦英文學校不是道德責任問題,
而是應商業社會的需求,方針明顯是以「實際,實務」的角度出發,所以方針不從人
道立場出發只考慮殖民政府自身利益,教育方針充滿著殖民主義色彩。另外基於教育
資源有限,著重英語精英教育政策方向能避免資源浪費,亦造就了不少任職政府或其
他需要英文的職位的人才,為香港提供行政和商業精英:英語教育方針更提供機會給
華人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或任職洋行買辦等工作。再者政府的務實教育方針使香港變
得商業化,普遍懂得英語的職位薪酬都比較高,香港市民往往追求英語的商業價值,
踴躍就讀英文學校。簡得而言,在殖民攻府「實際,實務」的方針下,產生出重視英
文教育而忽視中文教育的政策,亦帶出英語精英的失衡教育制度。

香港教育發展
香港教育在戰前百花齊放,並沒有一個很有系統的教育制度,香港殖民政府雖然重英
輕中,但卻發展出中,英文學校雙軌制度,結合出中西合壁的教育特色。因為殖民政
府的自由教育政策帶出各種各類的學校,有提供近代的西式教育,亦有教授中國傳統
思想和文學,所以戰前香港的教育發展可分為中英兩個體系。

1)西式英文教育
自「南京條約」簽定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早期英國視香港為中國轉口港,所以
主力發展基建施,並沒有對教育作出任何政策,所以早期的英式學校全部都是由教會
人士辦理,例如英國聖公會和美國浸信會等,但教會學校不能獲得殖民政府資助。以
傳教為的教會學校大部份在1860年代就結束了,主要因為中國文化不易被基督教思
想所取代,另外英法聯軍之役亦引起反英情緒高漲,不少學生退出教會學校。

在1850年代,香港社會,經濟和行政踏入鞏固時期。隨著1862年九龍半島割讓給
英國後,香港人口急速上升至12萬,外國大型洋行亦在港開設,包括香港匯豐銀行,
九龍倉等;另外政府進行行政改革和地方建設,例如設立文官制度和興建大型基建等。
在經濟和政府機構都需要精通英語的人才下,殖民政府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設立第一
所官立英文學校「中央書院」,以應付商業需要,並不是從道得角度出發。中央書院
是把香港島中環區3所規模最大的政府鄉村學校合併而成,其體制是根據當時英國的
文化學校。中央書院是殖民政府的第一所官辦學校,其後有庇理羅子中學和英皇書院
等官辦中學成立,以培養英文水平達到一定水平的人才應付商業社會的需求和政府所
需的政策制定人才。英文在當時有著很大的商業價值,所以官辦學校相對其他中文學
校是比較受歡迎的升學途徑。

除了官辦英文學校外,殖民政府還有補助制度給予其他非私人英式學校。在1870年,
英國通過新的教育法例,使英國進入強迫教育的年代,但香港政府對教育的「實際,
實務」的方針下,並沒有跟隨英國實行普及教育,因為政府不想投放大筆資源在教育
方面和資源有限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採取補助的方法,以小數的經費提供部份公共教
育,直到1895年,補助學校達到一百所,學生數目則達五千人,比起官立學生二千
人多出超過一倍。其他在1902年的教育議會上確立出重英輕中政策後,英文資助學
校發展更趨成熟,聖保羅男女中學和拔萃女書院等在戰前都成為著名中學。

在官辦和資助兩種模式相輔相成之下,殖民政府以有限的資金把公共教育擴至最大,
亦能為社會培養雙語精英,符合政府的教育方針。但在資助方面,英文學校的資助遠
比中文學校高出100﹪左右,可見政府無意支持香港中文教育而重點發展英語精英教
育政策。港督軒尼斯是首位港督提出重視英文教育政策,並認為英語是香港中國人是
改善其經濟地位的方法,所以官辦學校開始加強英語教育,以達致預期的經濟效益。
另外,英國殖民政府的優赻心態更加強化英語精英教育政策,從不同角度來看,英國
殖民政府在戰前一直保存著以商業為依歸的教育理代。

在高等教育方面,在1880年,港督軒尼斯曾提出在香港設立高等學府,但教育委員
會認為,香港所需的是商業人才,無設立大學的需要;在其後盧押總督再次提出在香
港建立一所高等學府,以應付社會和商業需求,並且貫徹殖民政府一直以來的精英英
語教育政策和有助中,英關係保持良好,盧押的建議得到市民和商界的支持。在
1911年,香港第一所高等教育學院「香港大學」成立,是一所英式學府。

基於殖民政府的「實際,實務」的方針下,英文教育是重點發展,因為英語水平的需
求比中文大。香港是一個商業掛帥的城市,另外傳統中國文化思想開始袑西方思想淘
汰,所以戰前的教育發多數是環繞著英式學府。

2)傳統中文教育的發展
在務實的教育方針下,因為中式教育在19世紀未至戰前對香港並沒有太大的用途,
英國殖民政府主要依賴本土紳士出任殖民官,由於英國人過份自我中心和不信任華人,
加上英國佔領香港後,主要希望托展貿易和謀取新的資源和新的市場,所以殖民政府
對香港人口上升而增加中式教育的需要採取不干預政策,讓中式教育在香港自由發展,
使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得到延續,中式教育亦是當時兒童除了英文教育的副選。

在殖民前至十九世紀未,鄉村教育在香港曾經盛行一時,在新界村落中,學塾利用祠
堂作為教學地方最為常見,主要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目的是培養子弟上京參加科舉考
試,希望能夠高中狀元然後光中耀袓。香港地區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大部份人
仍認為中式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加上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開埠早期並沒有在教育方面
制定政策,所以雖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學塾仍是香港早期教育的主要部分。

直到戴維斯上任港督後,以「實際,實務」的教育方針仍然沒有改變,一貫採取不干
預政策;雖然當時塾館教育商業價值不大,但基於英國殖民政府對香港傳統文化的專
重,或是由於要安撫香港居民以鞏固殖民統治的一個方法,殖民政府開始對塾館投入
資助。這可算是公立教育制度的始端,是政府還是以「實際,實務」的態度對待傳統
中式教育,事實上,從資助政策開始到1853年所花的只有104英鎊,佔政府該年的
支出不超過0.3﹪;而在管理方面,殖民政府把責任推到一個叫「教育委員會」的部
門負責,早期小量英國人政府官員亦有參與行政管理工作,但1852年後只餘下負責
華人事務的註冊署長,其他成員則來自不同教會的教士組成。在得不到政府的重視和
推行英語教育政策下,資助塾館日漸式微,至1900年代初已全部被政府關閉,傳統
中式教育發展只留下給私人團體辦理。

商業社會對於傳統中國文化,例如「三字經」等古文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從政府取
消資助學塾後,所有書塾都是由民間團體負責。雖然殖民政府重視英文教育,但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書塾仍然是受歡迎和最廣泛的教育途徑,而政府及教會所辦的學
校只是一小部分。而因為中國內地經過戰亂,改革和革命,社會情況發生重大的變化,
導致大量人口從中國遷移到香港,其中包括商人和傳統學者,所以在需求和供應都上
升之下,民辦學館在二十世紀初得到蓬勃的發展。另外香港政府漠視中文教育亦加深
華人提倡中國傳統文化,在大量中國著名傳統學者,其中包括前翰林院士賴際熙和區
大典等,所以民辦學館亦有空間在戰前發展。可惜戰後殖民政府改變教育政策,統一
教育方針和教育方向,正式淘汰了傳統中式教育.

3)新式中文教育
1920年前,在「實際,實務」的方針下,中文教育得不到政府的重視,在大量資源
投放在英文教育下,由教會或辦學團體所辦理的中文學校只獲得小量資助。在1920
年後,因為不同的內外環境因素影響下,例如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影下,
「政治傳傳」被擺上課堂中;另外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名1925年的省港大罷
工後,都為社會帶來動盪和反英國殖民政府的態度。有見及此,為了挽回民心和安定
社會繁榮穏定,殖民政府從自身利益立場,並非從道德責任問題出發之下,不得不採
取比較積極的中文教育政策,而新式中文教育亦漸漸取代傳統教育,並成為戰前和戰
後教育的其中一個重要方向。

在拍板決定關注中文教育後,殖民政府首先開辦中文師範學校,培養合資格的人才成
為中文老師。1920年,政府成立第一間官立漢文男子師範學校,翌年創立漢文女子
師範學校:另外在1925年增設大埔官立師範學校,提供新界地方所需的教學人才。
當一切配套準備妥當後,殖民政府在金文泰總督推勳下在1925﹣26年間籌備及成立
第一間中文中學官立漢文中學。除了官辦中文中學外,大部份新式中文學校都是由私
人團體辦理,例如民生書院和崇蘭中學等都是由教育家所興辦。新式中文學校再不只
局限在傳統文化內,在提倡新學制,新學科的宗旨下,加入數理和社會學科等新課程。
在高等教育中,1927年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從而深化中文教育,中文系的創立在
當時香港知識界成為一時佳話。

總括新式中文教育而言,雖然殖民政府在1920年代開始關注中文教育,但是其目的
只是緩和香港反英情緒和對私人中文中學加以管理,而政府的重視英文教育的方針從
來沒有改變。其中資助中文學校仍然遠比英文學校少,另外大量私立中學需要國民政
府的僑校政策的資助,而獲得不到本地政府的支持,直到戰後情況才得改善,所以
「實際,實務」的教育方針在戰前維持著一段很長的時間。

總結而言,艾榮的說話能概括說出戰前香港的教育方針和教育發展的主線是在英文教
育上,政府在中文教育上投放的資源相對小很多,因為在全球貿易通年代中,英語擁
有著巨大的商業價值。另一方面,香港的教育政策往往從商業目的出發或自身管治方
便方向,很小從道德立場思考教育的理念,視教育為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一種市民應
有的權益,例如在開阜早期甚至沒有教育政策或自已政策,但其後因需要人才才開公
立教育。另外,重英輕中是殖民政府在戰前一直跟據著的政策方針。在中,英教育發
展相軌制度下,香港有著特別的文化背景;而政府利用官立,資助和私立三種辦學體
系,把有限的經費集中在英語教育上,而私人辦學團體卻負擔起三分二以上的本地學
生辦理中文教育。雖然資源分配不平衡,社會上並沒有反感,而這些戰前教育發展對
戰後也有著顯著的影響。